先秦书论资料—— 水前本瘗鹤铭 附：水后本瘗鹤铭》前言

《瘗鹤铭》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一篇铭文，原石刻于江苏镇焦山西麓栈道摩崖之上，临江绝壁。不知何时，山石崩裂而荣誉称号于长江水中，至北宋初年冬季水枯时，原石始露出水面，有人仰卧于石下，摹拓其文，经考识知是《瘗鹤铭》，由此文士书家纷纷关注。北宋欧阳修着《集古录》题《瘗鹤铭》云：“华阳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祇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纪'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按：六百余字应为六十余字之笔误）……”又因摹拓之艰难，故而传世早期《瘗鹤铭》拓本字数各不相同。
自宋代发现《瘗鹤铭》时，已是落入长江水中之断碑残碣，且铭文以干支纪年及撰书人仅其字号，故而作者与刊刻年代，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欧阳修云：“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宋人李石着《续博物志》曰：“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宋黄睿《东观余论》跋《瘗鹤铭》曰：“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花阳隐居，今曰赵逸者，岂其别号欤？又其着《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着年名，其它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十三年正在华阳矣。此铭后又有'丹阳尉'、'山阴宰'数字，及唐王瓒诗，字画亦颇似《瘗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瓒书，误矣。王逸少以晋慧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闲居，则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明焦竑《焦氏笔乘》载：“焦山《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今剥落不可读，其全文见董逌《书跋》。《茅山志》载唐顾况隐于菖蒲潭石墨池上，自号华阳真逸，撰焦山《瘗鹤铭》，的有可据如此，而前辈棼棼，或以为逸少，或以为陶隐居，皆臆度语耳。”直到清代著名学者顾元度、汪士鋐、翁方钢对前人之识进行大量的梳理辨析后，认定梁朝陶弘景为《瘗鹤铭》作者的可能性最大。
陶弘景（四五六──五三六），丹阳秣陵人，生于南朝士族世家，远祖乃“三国”时期“三让徐州”的陶谦，祖父陶隆善和父陶贞宝均是书法名家。陶弘景五岁学书，二十岁时已读书万卷，得齐高帝赏识，后隐居句容，与华阳隐居，晚号华阳真逸（与《瘗鹤铭》中华阳真逸合），工书法，为梁琥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书法鉴赏之事，多与之商讨，故有“山中宰相”之称。
对《瘗鹤铭》全文的考订前有唐人佛经本和宋人邵亢、张堂本传世，尤其是清淮阴张弨作《瘗鹤铭辨》，补全原文达一面六二七字，为《瘗鹤铭》最权威的考证，见附文。
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冬，曾任江宁、苏州知府的人陈鹏年会同他人，历时三月，起《瘗鹤铭》残石于江中，清理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损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现存焦山残石共有五块九十三字，分左上石（侧立于水，存八字，字迹已模糊）、左下石（为宋人补刻，在仆石之背）、中上石（此石仰面于水）、中下石（此石卧仆于水，字面向下）、右上石（如枕斜连于仆石之上，间隔一石。自残石出水置于亭中后，《瘗鹤铭》拓本即有水前本、水后本之分，水前本因椎拓不易，传世已凤毛麟角而珍稀异常，片纸只字，视若拱璧。故出水后拓本即便字数增多、摹拓精于水前本，然其版本艺术价值仍不能与水前本同日而喻，由此本文之论以水前本为主。
目前可检阅的传世水前拓本《瘗鹤铭》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何绍基旧藏水前拓《瘗鹤铭》廿九字。
二、秦古柳藏俞复旧藏水前拓《瘗鹤铭》九十一字本。
三、上海图书馆藏水前拓《瘗鹤铭》四十二字本。
四、镇江博物馆藏水前拓《瘗鹤铭》本。
五、清刘墉旧藏水前拓《瘗鹤铭》九二八字本。
另据记载故宫博物院藏有清王文治旧藏仰石三十字水前拓《瘗鹤铭》本，有南宋“游似”藏印，惜未见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