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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扬州盐商与扬州八怪的依存关系

        作者:核实中..2010-07-19 12:16:49 来源:网络

        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运河、长江交汇于扬州,在海运、铁路尚未兴盛之时,扬州成为交通枢纽。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盛誉。

        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运和漕运事业的兴盛。扬州滨临东海两淮地区,素来为我国食盐的重要产地。时至清初,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两淮食盐产量与日俱增。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①明清以来,盐业收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部分。乾隆《两淮盐法志·序》中记载:“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嘉庆《两淮盐法志》也说:“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当时,来自各地的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他们垄断盐运,大发横财。清代史书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当时扬州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清代史书记载,乾隆南巡至扬州,江春一夜之间建成白塔的故事:“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②由此可见盐商豪富之一斑。然而,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以经商而襄丰箧盈的商人,往往被人视之为暴发户。他们纵有财富百万,但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封建官僚所不齿,为诗书举子所藐视。乾隆年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曾与文人墨客举行“虹桥修禊”盛会,但规定“凡业鹾者不得与”,就是说,盐商不得参加文人士子举办的各种诗文活动。因为当时社会上称呼盐商大贾为“盐呆子”,讥讽他们腰缠万贯却缺乏文化修养,故而遭到社会鄙视。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经济上依附于商人,本不是扬州八怪诸人的宿愿。但他们之中许多人不能进入仕途,卖字鬻画也难以解决衣食住行,乃至潦倒不堪,时有断炊之虞。即使象做过宫廷画家、当过县官的李鱓和做过乾隆书画史、任过县令的郑板桥,可谓“诗书画三绝”,但也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 官养生民”,终于被挤出官场,弄得官罢囊空,穷愁潦倒,橐笔扬州,“和葱和蒜卖街头”,“聊凭卖画佐朝餐”。于是,当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本来对盐商没有好感的扬州八怪,和其它许多文人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面对现实,和盐商相互依赖、携手共进。郑板桥罢官之后,在扬州卖画为生。当时扬州有句民谚说:“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因此,一些盐商富贾,不惜一切代价,求购郑板桥等名人字画。郑板桥卖画,但不愿题款,不愿给盐商富豪装点门面。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四中记述了这样一则异常生动的故事:“兴化郑进士板桥,善书,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怀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转辗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赏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我即是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生也?同名何妨,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盐商何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搜求郑板桥的字画?金农指出“皆以其曾为七品官人,争购之。”购而不得,只好计取。然而,现实生活不得不使郑板桥和其它画家一样,改变自己的观念,与盐商交友往还。他在为一富商画兰既毕,题诗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③这就反映了郑板桥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盐商富贾结交文朋画友,多方面给书画家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潜心创作,在艺术上得以提高。首先笼络人心,在经济上给予很大资助,保证他们生活舒适、安定,得以专心致志提高自己的艺术才能。他们以重金收买扬州八怪和一些名家字画,将一批生活潦倒乃至寄居于祠堂、古寺的文人画家供养在私家园林之中,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扬州八怪中的华、陈撰、黄慎、李鱓、金农、高翔、边寿民等人,都曾在富可敌国的江春、贺君召、马曰等人家中下榻和寓居过,有的乃至一住多年。他们可以在盐商提供的优雅舒适的画室里,潜心作画,提高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鬻字卖画,增加丰厚的收入。此外,盐商还出资为他们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马氏玲珑山馆刻印;金农的《画竹题记》也由江春镂版行世。第二,盐商花钱收藏着大批字画,古书文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只能增值不会贬值的储蓄,是一种保存财富以备不时之需的方法。如广交文友的马曰家有“马氏丛书楼”藏书百橱,达十数万卷,藏有《华山碑》中模拓最早、拓工最精的《马氏玲珑山馆本》,藏画有宋代李成《寒林鸦集图》、苏轼《文竹屏风》、赵子固《墨兰图》,元代赵孟《墨梅图》、黄公望《天地石壁图》,明代赵原《杨铁崖吹笛图》、文征明《煮茶图》及清代王鉴、徐枋、何焯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巨观”。④程晋芳亦藏书五六万卷,且好招饮多闻博学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设有“借书楼”,江春家亦有“读书楼”,均藏有极多名画秘笈,世间不传之本。实际上这些藏书具有私立图书馆与美术馆的性质,慷慨供人借阅、研究,八怪诸家常借以观摩,学之所长,得益颇多。其三,当时来往或寓居扬州的文人画家很多,仅书画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盐商们常邀约他们到私家园林聚会、切磋、唱和,八怪诸家从中亦可得以提高自己的技艺。其四,盐商还重金收藏扬州八怪诸家作品,增加画家们的经济收入。马氏藏书楼中就藏有陈撰、高凤翰、郑板桥、金农等八怪诸家的作品。此外,盐商还会提供随船旅行游览的机会,让书画家们开阔视野,增加创作灵感。

        盐商礼才养士,文人画家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以回报。其一,赠送书画供他们玩赏和收藏。扬州盐商均有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李鱓等人赠送的字画,且多为珍品。其二,扬州八怪多是饱学之士,诗书画博学精通,他们热心教授盐商的子弟,使他们的许多子弟后来或成为书画名家,或科举及第,登上仕途。其三,为盐商私家园林亭馆书写联匾,李鱓、郑板桥、杨法就为“勺园”、“汪园”、“黄园”题写过匾额和诗句。金农、杨法、郑板桥、李鱓先后为贺氏“东园”各景题额或书联。其四,帮助鉴别文物字画。富商们喜以搜求文物骨董名人字画为尚,作伪者亦应运而生,需作鉴别。陈撰、金农即是鉴赏家。马氏所藏《华山碑》宋拓本,就是经金农鉴别而入藏的。郑板桥称赞金农“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号商胡”。⑤其五,八怪对诗文造诣皆深,他们除了平时与盐商切磋艺文,帮助提高盐商的文化素养,还在酬酢中帮助盐商。盐商喜交文人,但苦于自己才疏学浅,酬酢中难免遇到尴尬之事,八怪中人便从中帮助解围。牛应之《雨窗消意录》甲集卷三中有这样的记述:“诸盐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平山堂,金首座。席间以古人诗名‘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哔然,笑其杜撰。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众请其全篇。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皆服其博洽。其实乃金口占此诗,为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这一则故事说明,金农之在扬州,不仅鬻字卖画,而且亦出卖文才,《两浙轩录》说他“寄食维扬几十年,卖文所得,岁计千金。”出资嘱作文章者想来也多是盐商大贾之辈了。

        盐商聚集扬州,带来了扬州经济文化的空前繁华。盐商附庸风雅,礼贤养士,主持诗文活动,以雄厚的资财,活跃了扬州的文化空气,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中的十之八九都不是扬州土生土长,大多来自外省外县,而是因为扬州经济的快速增长、文化空气的日益浓厚、书画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将他们吸引过来的。于是也便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商品化。一些书画家不再只为某一商贾作书作画而拒绝其他索求者。众多的巨商大贾,乃至小商小贩,为吸引顾客,便托名风雅,不惜重金,求购书法名家的字画联匾,张挂于自己的厅堂、店铺,装点门面。素莲斋茶馆曾请郑板桥书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人爱斗茶”,伍少西毡铺也请杨法书额“伍少西铺”,至于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一类吉利作品,更是大商小贩们孜孜以求的了。李斗《画舫录》云:“市井屠沽,每藉联匾新异,足以致金”。扬州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也随之空前活跃。既然书画家的作品可以帮助商人获利,书画家当然也就要按质论价,索取酬资。晚年获高名的华在托友人于扬州出售作品的信函中便谋求高价。“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⑥郑板桥在他的“笔榜”中,突破了书画家按质求价、计较润金则俗的世俗观念,开出了以尺寸大小论价的先河。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笔榜中写道: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郑板桥将艺术品明码标价,标志着扬州书画商品化的加剧,也进一步肯定了书画家的劳动价值,导致了卖字鬻画的扬州八怪和其它书画家以自己的作品,谋求更多的收入。于是一改当年华卖画以“谋衣食”,金农把艺术品“和葱和蒜卖街头”,李“穷途卖画”、郑板桥“聊凭卖画佐朝餐”,边寿民以画“持去卖钱”,李鱓以作品“入市卖钱”的凄惨潦倒的景象了。扬州八怪诸家的字画,标价虽高,但颇为抢手,因而收入也相当可观。郑板桥、金农、李鱓、高凤翰、高翔等人,“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⑦在当时,一个从三品的盐运使,除去禄米之外,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三十两,官廷书画家在食住之外,年俸银最多者也不过一百二、三十两。由此可见,十八世纪的扬州八怪收入是很可观的了。当然,他们比起日进斗金的盐商大贾来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盐商聚集的扬州,也使锐意创新的扬州八怪提供了大好机遇。清代画坛信奉古法,因循守旧的正统仿古画派占据画坛的统治地位。他们之所以对革新画派竭力指责和排挤,是因为他们始终抱着“艺术趣味愈阳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层民众愈俗”⑧的传统雅俗观念。扬州八怪在商品经济的活动中,适应买画人“内容创新,风格独特”的要求,改变了审美观念,突破了封建传统雅俗观的局限,摒弃索然无味的仿古画法,创作民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富有生机的艺术作品,以适应商品市场的需求。李鱓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在扬州八怪中便有普遍意义。李鱓曾任过宫廷画师,专画仿古山水,他自称:

        “以画为娱则高,以画为业则陋”⑨,他离开宫廷,回到扬州民间,创作观念也发生变化,则变为“不循索画者之意,亦不固执己意” ⑩。这就探索出一条兼顾本人旨趣与欣赏求索者意愿的雅俗共赏的路子,弃故而就新,一改传统画风,欣然迎合盐商巨贾及市民求索者的心意书联作画。郑板桥在画兰花竹石的同时,亦有瓜果蔬菜之类的作品问世,罗聘、黄慎更有一些大吉大利的《一本万利》、《渔翁得利》的作品极受商人青睐。在扬州盐商和文人画家携手营造起来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扬州八怪诸家作品,自成一家,现出勃勃生机,给十八世纪的画坛带来一派新风。


        注释:

        ①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郑板桥集》。

        ④ 袁枚《广陵诗事》。

        ⑤ 《郑板桥集》。

        ⑥ 《明清画苑尺牍》。

        ⑦ 《郑板桥集》。

        ⑧ 郑板桥《板桥偶记》。

        ⑨ 薛永年、薛锋《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⑩ 李鱓《花鸟十二条屏》。

        主要参考书目:

        ① 薛永年 薛锋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 朱世良 张梨 余百川《徽商史话》 黄山书社

        ③ 王振忠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④ 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徽学》第一期

        (作者为扬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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