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话民间收藏60年（作者：王钧）

　 来源 ：人民网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间收藏活动经历了从低潮向高潮、从少数人向广大群众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使地主老财的家当被分给贫下中农，除极少数开明人士外，农村已无收藏意义上的大户人家;在城市，收藏文物的各界人士常将珍藏献给国家，如北京张伯驹、天津周叔弢、上海潘达于、合肥刘肃等，郭沫若、郑振铎等文化要人更是将收藏的甲骨、陶器等悉数交给国家。这些慷慨捐赠，缓解了故宫等处大量宝物被运至台湾而造成博物馆藏品不足的窘境。



　　低潮期的收藏主题



　　1956年前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古玩店成为公私合营的文化商店。那时，一位部长的工资约三四百元，一位科长的工资也就70元。在工资偏低情况下，收藏活动处于低潮。但仍然有少数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从微薄的工资和稿费中省吃俭用，为自己也为国家收藏，如田家英、邓拓、李一氓等。文物也不太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地书画古玩店的一幅明代王铎大幅草书标价80元，赵之谦篆书对联一副20元，黄胄绘的新疆少数民族舞蹈女孩画作也就几十元一幅。



　　当时唯一大众化的收藏就是邮票了，面值不高的邮票成为老少咸宜的收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如苏联卢布、戈比面值的盖销票，匈牙利、捷克的体育邮票，波兰的花鸟邮票，甚至是西欧圣马力诺的体育邮票，都是集邮爱好者追逐的对象。邮票交换也成为当时大众流行的收藏活动。



　　其后的社会动荡造成收藏的巨大损失。“大跃进”热潮中，一些收藏古钱和铜铁佛像的人士，将成筐的铜铁古钱和明清铜铁佛像及艺术品捐出支持“大炼钢铁”，化为堆堆废铁。“文革”中的“破四旧”是文化艺术品的劫难。在抄家最严重的北京，有一定身份或名望的民主人士、被打倒的“走资派”、有旧家庭背景的居民均遭厄运，木器家具、古玩、书画、古籍图书被整车整车地抄走，或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或被“红卫兵”毁掉，也有的送到了文物部门。没有被抄家或没有被抄走的古旧物品或书画，所有者也悄悄处理了，以免招惹祸端。当时，北京地安门聚珍斋古玩店收购一幅清末书画大家张之万大幅山水才6元，杨守敬对联一副3元，冯玉祥对联一副1.5元。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谁敢谈收藏古玩书画?唯有江青、康生等人，对抄到的文物巧取豪夺。这一时期，唯一没有中断的收藏就是集邮，“文革”邮票是收藏新宠。新的收藏品类是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各种版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几乎是人人皆藏的宝物，成为热极一时的收藏活动。

　　多元化的盛世收藏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压抑已久的收藏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对抄家物品落实政策，这为日后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因“文革”中被侵占私房退还缓慢，相当多的退赔物品无处可放，加之“极左”思想一时难以清除，很多人心有余悸，便将退赔旧物转入流通市场，古玩旧货自由市场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苏州等地诞生了。北京的旧货市场先在天桥附近，后迁到牛街等街旁的小公园，最后集中到潘家园、古玩城、大钟寺、朝外、官园等几处较大市场。



　　为迎合收藏热，一种新的为收藏和艺术品规范交流服务的商业形式出现了。1992年11月，’92北京国际拍卖会挥槌。1994年春，中国嘉德在北京举办首场拍卖会，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苏州、西安等地随之也涌现了艺术品拍卖公司。迄今，全国每年有几百场艺术品拍卖会，催生了收藏大腕、收藏大家。流散海外的中国艺术品通过拍卖会不断回流。



　　随着收藏热潮的高涨，收藏大军迅速扩容，收藏范围扩大。政府部门和收藏大众产生了将收藏活动组织起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共识。于是，收藏协会、收藏俱乐部等民间半民间组织应运而生。1992年，在北京市文物局指导下，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成立。目前，全国各大中城市，包括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区和县城已成立了数百个收藏组织。



　　收藏取向变化。传统的书画、瓷器、玉器、古钱、木器家具、文房杂项的收藏在延续，但多是“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文体明星和一些文化人的热门收藏，他们往往将收藏看成是与股票一样的投资方式。而在普通大众、老干部、退休职工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多新的收藏品种，如红色收藏品、火花、票证、纪念章、报刊、老照片、体育纪念品、民俗民族物品等以势不可挡之势，成为收藏者最众、收藏量最大的门类。就连奇石收藏也不是旧时庭院内或文人案头的欣赏物了，成为很多退休人员的最爱：从雨花石到黄河石，人们的足迹踏遍山山水水，寻找可以娱乐身心，又可展示他人的奇特石头。收藏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为商家提供了商机，如以大款和机构为销售目标的限量高档工艺品。



　　进入21世纪，全国人大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出台了《物权法》，这两部法律使私人收藏得到有力的保障，也使人们的收藏从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转向了为社会服务。每年，收藏组织和收藏家举办上千次展览，并将收藏活动引入了社区、工厂、学校等，重要收藏研讨会几十场，收藏家撰写的收藏书籍不可胜数。



　　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了马未都、路东之等4家私立博物馆，如今私立博物馆近千家。这些私立博物馆虽有的尚显简陋，但不同程度弥补了公立收藏机构的不足，展示了中华民族热爱收藏、尊重历史、重视文化艺术的传统风尚。



　　社会传媒为大众收藏推波助澜。电视收藏栏目、收藏杂志和报纸收藏版起到了为收藏大军指导方向、普及历史文物知识的作用。如今，收藏已成为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收藏活动必然向更理性、更广泛、更健康、更壮大的方向发展，将更好地诠释“盛世收藏”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