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艺术市场》
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 “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祖辈经商,到其父辈时已家道中落。虽然生活艰苦,但年少的赵之谦仍勤于书斋,诗、书、画、印无不道晓,尤精子篆刻。赵之谦30岁(1859年)中举人,42岁时赴江西为官,曾先后任鄙阳,新奉、南城诸县县令,至56岁去世。赵之谦平生著述甚丰,有《梅唐集》、《悲盒诗剩》、《勇卢闲话辑》、《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等。
赵之谦生活的19世纪中叶,正处在我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19世纪60年代,赵之谦中年肘,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开展,席卷江浙一带。赵之谦逃亡他乡,不久,其妻及女病卒,赵之谦乃记恨于太平天国,从他此时期的作品中可见其思想情绪,如《行温卅述怀诗》中云:“今我我陷贼,生存非为喜,洁身耐磨父,负心与妻子(《悲庵剩墨》)”,刻“二金蝶堂”印中,边款注明刻印缘由:“遭离乱,丧家室……刻此石,告万世”。又刻印款曰:“三十四岁,家破人亡,更号悲庵。”在其鉴古堂印的长文边款中云:“得家人从死,屋室遭焚之耗已九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二金蝶堂印存一集》)。”
赵之谦42岁以后,做了几任县令。在南城任职期间(1884年),法国进兵越南,侵犯台湾。闽海、南城久圯不治,郡守与赵商议,宜及时修城,以坚固城池, 捍卫疆土。其时,赵之谦已年逾50岁,案牍劳形,仍满腔爱国心,竭尽全力,以衰病之躯支持军需。他在与友人信中说:“越南事愈不妥,然有此小胜,亦足以豪,即亡,犹过于而缚衔璧也(衔璧:意即兵败而降)。”他的一些诗中,也充满了民族感情。如:“英法通商求五日,鸦片毒人逞祸首,火轮立足降风波,火能主神思作歌,此污中土谁与拭,万里河山一点墨,修约数十已屡更,尚可征商恣横勒。呼度一吠凡犬驯(夷呼犬曰度,入声),物有相畏性所因,畏夷民更甚畏贼,应悔生为中上人(《孙复用前韵成闽中杂感四章见示,依处答之》)。”
赵之谦一生经历忧患,造成了他恃才傲物的孤癣性格。他对农民起义既怨愤,而又无可奈何;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却又抗击乏力而自认晦气;面对种种的不幸,他常常沉浸于一种孤寂、悲怆、愤懑和抑郁的心情中。
作为个文人画家,赵之谦的绘画作品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即画中有诗,诗画结合,蕴含着深厚文学内涵;在绘画传统的“神形兼备”中,更重神似,摒弃纯粹自然地模拟客观对象,强调写意,竭力表达作者的主观因素。思想感情和秉性气质,尤其追求作品的书卷气,士气,即所谓高雅脱俗的文人风度。在技法上,讲究笔情墨趣,纳书法于画法,以书法的表现力融于绘画之中。
赵之谦的绘画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物寓情,情景交融。
赵之谦的画作倾注了他主观情感的内容。他的花草树木多是自慨身世之作,他用以物舒怀的手法进行描绘,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和升华,一方面概括了客观对象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其中。当然他的绘画作品并非直接地反映他的思想状况,却在不经意中,隐讳。曲折,不期而然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情感,他的志趣,秉性和气质特征。赵之谦很喜欢画梅花,常常把梅花人格化,寓个人情感于梅花之中。他写梅,以梅花自喻,既流露出他悲怆凄凉的心境,又以梅寄寓一种高傲不凡的精神境界。他的画常常用夸张的手法,赋予花草以性格,他的花卉,以吉祥喜庆的牡丹、芍药、荷花、菊花一类为主,取富贵之意,多为送礼祝贺之用。
一般人画松树多用厚重的笔墨,表现其苍劲。坚实、顶天立地的性格。赵之谦画松并非以笔力取胜,而是以其造型和树干姿式来表现松树屈而不折,弯而不躬,苍老道劲。
他的《松》参天耸立,冲破画面,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跃然纸上,表现出松树虽经风雪压迫。自然摧残,也不折不挠,坚韧顽强,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堪称树中伟丈夫。另一幅《风松》,把松树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怡然自得、潇洒帅气表现的淋漓尽致。
赵之谦画荷,为了突出荷花的性格,表现其“出淤泥而不染,渊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特性,赵之谦采取了极为夸张的手法,取立幅,竖绘荷茎,挺拔向上,从纸底直至纸顶,上端着一朵鲜艳的荷花,婷婷俊秀。全幅布局巧致,下疏上密,下虚上实,从而鲜明且突出地渲染了荷花在峰头怒放的姿态,表现出卓而不群的傲气。其实,此幅荷花也是画家自我心灵的写照。他画的几幅荷花,从结构到运笔,都大胆而独特,出奇制胜。
又绘蔬荀,题曰:“率草成此,家常饭好吃,勿嫌蔬荀气也。”过去的文人常用蔬苟气一词,其解释很难确切。苏轼曾诗赠僧人:“气含蔬苟君无。”僧人食素,故云,以此笑儒生之有寒酸气也。而蔬苟气,一般指文人的气质。齐白石在画语题记中有这么一段:有人学他画白菜,总是画得不像。就去请教齐老,是什么原因,他毫不客气地回答:“通身无蔬荀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这里所说的蔬苟气,即指文人的气质与修养。
赵之谦说的勿嫌蔬苟气,其实是以蔬荀气自得。所谓蔬苟,表面指书生的寒酸,实质上是文人的清高不俗,以之白诩。
二、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相得益彰。
赵之谦无论在书法、绘画和篆刻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书法各体皆能,初法颜真卿,用笔方中带圆,结宇峻宕洞达,有沈雄朴厚,骨肉丰美的风格;后专意北碑,也别具特色;篆隶师邓石如,其书体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能将真、草、隶、篆融会贯通。他的书法,变幻多姿,笔法流利委婉,形态优美柔丽,以妩媚见风致。
赵之谦的印章艺术成就最大,更是独树一帜。在我国金石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曾经两度出现波澜高峰:一是秦汉时期的玺印,一是明清之际的流派印章。赵之谦刻印,初学丁敬,后学邓石如。丁敬融合历代百家印章艺术之长,自成风格,是谓浙派。邓石如则冲破印章的束缚,印外求印,使治印艺术大为开阔。如将多种风貌的篆书体引入印石之中,在印石面上刀落之处,起止使转奔放流畅,分朱布白大胆开合,变化多姿。其风格庄重苍劲,沉雄酣畅。赵之谦沿着邓派的风格,创造性地开拓新路,在利用传世的碑碣法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晚清地下文物的新发现,将权量诏版、砖瓦碑刻、泉布镜铭的文字,统统熔丁一炉,巧妙地纳入篆刻艺术之中,从而创作出变幻无穷。绚丽灿烂的印章艺术。
我国绘画,宋以前一般不加题署,或者题署极简单,或仅在树石隙处,书以作者姓名和制作时间。到了元代,绘画、诗跋,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所谓三绝,形成诗书画的艺术整体。元四家都精于诗,而同时都善于书法,他们在这方面的造诣很深。诗、书、画三者结合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使主题思想更加突出,更加丰富。明清以后,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又加上了印章一项,成为诗、书、画、印四绝。同时,在绘画形式技巧中,以书法为骨干的趣味愈益浓厚。
赵之谦的绘画艺术继承了文人画、书法与绘画相互联系的传统,运用书法规律于绘画之中,能在章法布阵及运笔用墨等方面,以书与画互为借鉴和补充,因而变化丰富,并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从而在近代画坛上独树一帜。
赵之谦常以他的书法之笔作画。如《松树图轴》题曰:以篆隶书法画松,古人多有之,兹更间以草法,意在郭熙马远之间。他以破体书之笔法作《风松》;以草篆之笔画梅。
他的画在构图布局方面,深得书法篆刻的章法之妙。书法讲究偃仰向背,阴阳相应。全篇要照顾到疏密、轻重、屈伸、挪让、向背、起伏、承应诸关系。赵之缣作画,在总格局上力求疏密对比协调,于多样中求统一,虚实相生、刚柔相济。他的花卉,常常是满布全纸,却毫不拥挤,密而不杂,繁而不乱,于精密中见潇洒。使花朵枝叶,僵仰柔劲,各尽其妍,皆具迎阳承露之态。特别是画藤萝紫花,在章法上是难以安排的,而赵之谦则能巧妙地运用浓淡、轻重、虚实的对比与协调,格外显出挪让相依,浑然一章。
赵之谦的画又以色彩富丽而闻名。传统的文人画是长于用墨,而拙于赋色,文人画家们认为运墨而五色具,这与他们的欣赏趣味、美学思想有关。但是,随着人们审美时尚的变化,自清中期以来,不少文人写意花鸟画家已尝试着以色暴交混运用了。究竟如何在写意画中发挥色彩的作用,又不失其雅逸,这是晚清文人画家面临的新课题,许多画家都作过探索。赵之谦赋色的特点是,浓丽酣畅。往往以丰厚、艳丽的色彩和饱满的水墨大胆涂抹,挥洒淋漓,不受拘束,所以他的花卉十分华丽、丰润。
可惜,赵之谦其寿不永,只活了56岁,但他的艺术,无论书法,篆刻和绘画,都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确也卓有成就。可是,却终未达到顶峰、至臻至善。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在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杰出的。前无古人的艺术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