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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宽广的孤独(作者:曾子墨)

        作者:核实中..2010-01-29 16:20:30 来源:网络

          来源 :凤凰网
          曾子墨(主持人):在中国西北边疆寸草不生的祁连山下,在千年戈壁的瀚海风沙中,矗立着文明世界的敦煌莫高窟。1千多年里,它历经了自然侵蚀、战乱和抢掠,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于1991年授予了“世界文化遗产”证书。有人曾经说,没有人看了敦煌会无动于衷,而更多的人会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解说: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的的高峰上升起时,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这是1943年,常书鸿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留下的文字,那一年,他39岁,敦煌于他,是梦中的神灵。今天,在莫高窟盘踞的无边沙漠里,这位老人已经沉睡了15年,人们相信,它的魂魄并没有离去,因为,他已是敦煌永久的守护神。



          常沙娜:他们研究院为了纪念他100周年,专门印了这本书《常书鸿画集》。



          解说:和父亲一起在敦煌艺术里浸淫了大半辈子的常沙娜,如今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作为知名的敦煌艺术家和工艺美术设计家,沙娜认为自己的敦煌情结来自遗传。



          常沙娜:很多人都知道常书鸿是守护神在敦煌,但是不知道他留过法,也不知道他还是油画方面,还是算是很出色的。



          解说:巴黎全世界艺术家梦想的天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第十六区塔格尔路的一幢小屋里,渐渐长大的沙娜,一次又一次的见证着三口之家的节日。每到周末,父亲的朋友们便络绎而来,常家的小客厅,便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因为在那留学的有家室,有孩子的很少,就我父亲很巧了,我母亲后来跟着去了,完了也学雕塑,安排了一个家,完了不久就生了我,所以总是把我们家做成聚会的一个场所,这个你看他们兴致那么高,他们搞了一个好像一个飞机模型,大家趴在上头,挤在上头,每个人都签名,看得出当年的那些留学生的那种心情。



          解说: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未来这些名字将使中国现代美术史群星璀璨,然而,1935年的巴黎,中国留法美术生们最羡慕的人是常书鸿,彼时,这位浙江籍青年虽然只有31岁,却已有近10年的留法经历,他的恩师是鼎鼎大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在巴黎,他似乎找到了安放灵魂的神龛,因而才思泉涌,佳作叠出,他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先后获得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不久前,他的作品已被纳入法国国家博物馆。



          常沙娜:这个很著名的,就是画家家庭,这是我母亲,这是我,我母亲叫我父亲叫二哥,是表亲。



          解说: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窈窕秀丽,性情温婉,他们和谐温馨的家庭同样令留学生们羡慕不已,可以说,1930年代的常书鸿,事业和人生都圆满的如同梦境。然而,这一天,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命运之神猝不及防地将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塞进常书鸿的手中,他的人生被改变了。



          常沙娜:我父亲一翻,法国人到了敦煌,是甘肃,中国的甘肃敦煌,而且又是这么珍贵的一个石窟,艺术壁画啊什么,彩塑啊,虽然是佛教的,但是那艺术的价值了不起,他从来不知道。他很惭愧,我们作为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的艺术,几千年的艺术都这么了不起。



          解说:常书鸿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名叫《敦煌图录》,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菉在清理流沙时无意中发现后,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闻风而至,大批经卷和壁画被他们以不名誉的手段裹挟出境,《敦煌图录》中令人怦然心动的图片,其拍摄者就是法国人伯希和,震惊之余常书鸿每天都来光顾这个旧书摊。



          常沙娜:那个书很厚,那个卖书的那个人就说,你天天都来看,他说,我很感兴趣,那你买,他说我买不起,那你到集美博物馆有很多东西都在集美博物馆。后面他去了,去了集美一看那实物,藏经洞拿走唐代的卷画,那不得了,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解说:常书鸿感到,一个奇妙的世界正在向他徐徐打开,这些从北魏到盛唐的壁画构图恢弘,色彩瑰丽,想象飞扬,其气势、其内涵、其美感、其世俗与神圣的水乳交融,都足以与他所崇拜的拜占廷艺术相媲美。



          常沙娜:他说,我是数典忘祖了,我光知道希腊、罗马,知道法国,我不知道我的祖国还有这么了不起的艺术的一个石窟。他说我应该回去,回去,回国的时候,我一定要到那里,那就结下这个缘分。



          解说:1936年,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常沙娜:他说我先回去把家安置好了,再把你们接回去,都说好了,完了我妈妈就想得很好,开始买啊,买东西啊,买窗帘啊,就想着好好置一个家。



          解说:在北平艺专教书的日子里,常书鸿暗暗探索着接近敦煌的可能性,一次学人聚会上,他与同样痴迷敦煌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见如故。梁先生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学人们幻梦,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就在这时,妻子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从法国回来了。一家人刚刚团聚,便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1939年2月4日,常书鸿把芝秀母女安置在贵阳一家旅馆里,便匆忙出去奔走校务。



          常沙娜: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就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在桌子底下就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一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



          解说:这件事之后陈芝秀皈依了天主教,1941年常书鸿调任教育部下辖的美术教育委员会,一家人结束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不久长子嘉陵出生了。



          常沙娜: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在凤凰山,叫《凤凰山即景》,这是我,我养的鸡,养兔子,这是我妈妈抱着嘉陵。



          解说:安定的日子,尚未展开,常书鸿的机会来了,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里佛图》,惨遭奸商盗卖,围绕这一事件,重庆文化界呼吁加强文物保护。于是,敦煌石窟被劫掠的命运再次被人提及,不久,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



          常沙娜:这个于右任支持了我父亲,他就讲了,藏经洞没有了,但洞窟还在呀,壁画还在呀,彩塑还在呀,石窟依旧啊,谁去保护,谁去研究?徐先生也鼓励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思成也说,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我要身体好,我一定也要去。



          解说:苦苦等待了六年的常书鸿兴奋不已,然而凤凰山的小屋里,一场争吵不期而至。



          常沙娜:我母亲就说,你疯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后来她跟我说,我妈妈说,你爸爸疯了,还要到甘肃去,甘肃那个荒芜的地方,连房子都没有,都住在窑洞,我说是吗,我说我也不去。



          解说:一番流泪和争执之后,常书鸿和妻子达成协议,他先去,芝秀随后。



          常沙娜:最后还是走,我爸爸就是这样,杭州人据说有一个话,他自己也说,杭铁头嘛,认定了的事情,非要做到不可。

          解说:1942年10月,常书鸿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一个多月后抵达兰州,1942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反对。他说,兰州离敦煌一千二百多公里,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如此一来,常书鸿在兰州备受冷遇,人员招募和器材供应都陷入窘境,无人问津。无望之际,常书鸿遇见了自己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的劝说下,龚祥里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并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省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他西行敦煌的全部人马。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六人从兰州动身,他们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终于一个月零四天后,当一轮红日从三危山升起时,他们看到了远处的千佛洞。



          解说:当常书鸿终于站在莫高窟面前时,这座宏伟的建筑却让他心痛不已,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莫高窟地处戈壁荒滩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搬入中寺,门口挂上一块写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粗糙木牌后,便开始工作。



          孙儒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他去的时候是1943年,张大千1943年也在敦煌。1943年秋天,张大千离开那里回四川,就跟他说,我们走了,你可是无期徒刑啊。



          解说:虽是无期徒刑,却是自觉自愿,面对劫后余生的艺术宝藏,常书鸿暂时放弃了他的艺术,干起琐碎繁巨的石窟管理员工作,而这工作的第一步便是治沙。



          范华(原敦煌研究院职工):刮东风还好,就怕刮西风,刮西风山后头有个沙山,一刮西风就把沙子刮来,那个沙子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就这样子流,隔几天就往出清,隔几天就往出清。



          解说:起初,常书鸿屡次向国民政府打报告,希望县府帮助他们治服流沙。然而,万不得已拿出几文大钱之后,敦煌县府表示爱莫能助,常书鸿只好自己想办法。



          孙儒僴:他当时请教了一些老人们,说是这个沙该怎么办,人家告诉他在山崖上,边边上修一堵墙,沙来了就把它挡住了。



          解说:一个开饭馆的师傅告诉常书鸿,莫高窟的水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全所同仁,会同敦煌县民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三座庙宇,严严实实的保护起来。为了处理洞窟内外的积沙,常书鸿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拉沙排”的工具,以绳索拉动木板,一点一点把沙子刮出来,治沙的同时,常书鸿开始带头植树。



          常沙娜:我父亲那时候带头种树,是必须要种的,每年种树,砍树是绝对不行,据说文革的时候,打倒常书鸿,砍一个树给他看。



          解说:让常书鸿喜出望外的是,不久他的学生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乌密风等人自筹经费,千里迢迢赶到敦煌。他们的加盟使研究所实力大增,洞窟保护、调查、编号以及临摹工作终于得以陆续展开。然后,与此同时恶劣的生活环境也在不断考验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范华:那会子的条件可差的很,都是毛驴,买一次东西得两天,头一天去,第二天回来,有的时候买上的肉,一路上天气热就臭了。



          解说:中寺房间有限,新来者只好住进马厩改造的宿舍。1944年,刚刚进入初冬,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们,第一次领教了敦煌了冷酷。



          范华:冬天没有火炉子,晚上睡觉大家都发愁了,你像敦煌的人还可以,热炕,他们外面的人来睡热炕不习惯,到晚上就去钻冷被窝,早上起来鼻头上都是一层霜啊。



          解说:研究所的年轻人大多来自天府之国,大西北的饮食同样让他们难以消受。



          范华:每一个干部都是轮流管伙食的,买来菜都是由这个管伙的人管,他就要按你一天吃多少菜,你如果吃多了就没有菜了,如果断顿的话,就是面条子里头撒点盐,就倒点醋,撒点盐和点辣子,就那个样子坚持的。



          解说:物质上的艰难尚能忍受,大漠深处的孤独却足以将人摧垮,形影相吊之中,常书鸿不断写信,鼓动妻子带儿女一同落户敦煌。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书鸿女儿):我记得是秋天去的,很苦,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吧。从秋天到冬天,我妈妈是很时髦的,顶多穿个棉旗袍,后来越走越冷,后来到了那里,我爸爸就劝我妈妈,说这个气候你应该改装了。改成披个大的老羊皮大衣,完了我妈妈坚决不接受,后来到了兰州没办法,她就开始改装,她的打扮人家兰州好多老乡都没有见过。



          解说:从一开始,陈芝秀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然后,当她走进莫高窟的那一刻,精美的彩塑和壁画还是摄住了她的魂魄,在丈夫的鼓励下,陈芝秀拿起了久违的雕刻刀。



          常沙娜:到了敦煌,我倒一直蛮开心的,穿着老羊皮呀,骑马呀,这是我们那时候的家,有梨树,现在这梨树,你们上次去看了吗,长得很大了,这当时很细。



          解说:生长在艺术之家的常沙娜,自幼喜欢涂涂画画,13岁这年,在莫高窟的大漠深处,沙娜开始了她的艺术人生。



          常沙娜:这画的是我《临摹工作的开始》,这个衣服还是我妈妈织的,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敦煌的一个女孩子,当地的女孩子,背景就是用壁画来相称。



          解说:在只有黑白胶卷的年代,常书鸿决定和学习们一起,通过临摹壁画,来保存这些稀世珍品的本来面貌。



          孙儒僴:在张大千那个时候呢,起码他是用了透明的纸在墙壁上印摹下来,然后他画画,这样子来的比较快,也比较准确。但是你在画的时候,那个透明的纸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吧。或者你用铅笔勾,铅笔有点硬度,甚至就把下面压伤了。



          常沙娜: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规矩,不能再拓,只能对临。



          孙儒僴:为了避免这种印画,他临摹的东西不画原大,就是你要缩小,缩小一点你就不可能去印摹了。



          解说:临摹开始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却只有两卷薄薄的纸,几盒国画颜料和十几支已经发秃的毛笔,无奈,常书鸿带领弟子们用红土、黄土自制了许多土颜料。



          原敦煌研究院职工:我们一般六点那时候就亮了,光线好的时候,就在七点到十点左右,十点过后太阳就慢慢就斜了。一般画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常沙娜:那个时候没有栈道,都得爬梯子了,这种梯子算好了,还有一种叫蜈蚣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单根的,然后每根都插上那个,然后这么爬所以叫蜈蚣梯,走起来都是颤悠颤悠的,很危险。



          解说:一天常书鸿和董希文等弟子在第196窟工作时,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坡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悬崖。最后,一个当地人终于爬了上去,又用绳子把他们逐一吊上去,这才脱离了险境。这一时期因为种种业务之外的问题,常书鸿经常早出晚归,对妻子和儿女却无暇顾忌。



          常沙娜:工资国民党政府工资也不按时来,拿到了以后马上贬值,马上要换成小麦,要到地方上怎么的,他整天苦不堪言。他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管那么多事,所以他有时候很烦燥,所以他有时候有火,就向我妈妈发,向我发,向我弟弟发。渐渐的常书鸿发现,妻子的工作热情下降了,终于1945年初春的一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



          常沙娜:她说她妇科有病,我爸爸还问她要不要沙娜陪你,她说不用了,我去一下就行了。结果还宰了一个羊,我们还欢送她,走了以后才知道,她已经跟那个人,第三者已经约好了,是她的老同乡。



          解说:得知妻子出走的真相后,常书鸿连夜骑马赶到安西,找遍了所有的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他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终因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昏倒在戈壁滩上。经过三天的抢救,常书鸿醒来了,此时兰州的报纸上注销了陈芝秀宣布和常书鸿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最终成了陌路。



          范华:走掉以后,丢下这娃娃咋办呢?那时候嘉陵也没有保姆也没有啥,他白天就叫我说,你把嘉陵领出去玩去,就领到洞子上各处转。转着,他说我回去找妈妈去,找妈妈去,一路就找妈妈去,连哭带闹找妈妈去。



          解说:陈芝秀出走了,黄土小屋温馨不再,14的少女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一边读书,一边参与临摹工作,一边照顾爸爸和弟弟。



          解说:1945年秋天,常书鸿和弟子们在凄风苦雨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也迎来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令消息传来,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苦坐无语,泪流满面。经费断绝,事业落空,加之研究人员思乡心切。不久,一个类似散伙的局面出现了。



          常沙娜:好多人就第一拨像董希文先生、李玉先生、潘节枝,就第一拨艺术家就说,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我们也要复员了。他们待了两年了,也不容易了。



          解说:当莫高窟只剩下一双儿女和两个工人的时候,常书鸿体会到了一种更为宽广的孤独,万籁无声的夜晚,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披衣下床,手持一只蜡烛,走进编号为254的洞窟。



          曾子墨:常书鸿曾在自叙中多次提到,《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给他带来的震撼,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萨垂那太子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此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在去敦煌前,于右任曾经嘱咐常书鸿,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他的话别有深意。



          解说:为了挽救敦煌,延续分崩离析的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常书鸿自传里的这段话,讲的是1945年冬天,他迢迢万里,返回重庆求援的境况。



          范华:走的时候没有经费咋办呢?他就决定卖家产,卖家产都是我经手,就把它家里的值钱的东西,西装,还有他从重庆带来骑马的皮靴,差不多东西都卖了,拉了好多箱到城里去卖了。常老就筹措了一笔钱,就决定就亲自跑重庆去。



          解说:临行前,常书鸿把依然留守在敦煌的两个工人叫到跟前。



          范华:走的时候常老的心情非常沉重,骑到马上还给我们安排了,你们两个人,我信任你们两个人,你们以后一定要把洞窟要保护好。常老就流着眼泪,骑马就离开莫高窟了。



          解说:在兰州逗留期间,为了制造影响,常书鸿在双城门举行了一次父女画展,展出了三四十幅沙娜的临摹作品和自己二三十幅油画和速写,这些作品均以莫高窟的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画展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常沙娜:好多知识分子,当地的一些官员们,才知道敦煌也有这么多的艺术,所以才知道,所以也支持他,也给了他到一些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交通的支持。但是一路上我弟弟也病了,发烧,在兰州看了病吃药。没有热水怎么办呢?我就用个小玻璃瓶暖在我的棉袄里头,到时候温了给他吃药。



          解说: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正陆续赶往南京、上海,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常书鸿不死心,他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干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为挽救敦煌研究所制造舆论。



          曾子墨:1946年5月,常书鸿辗转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在听完常书鸿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可隶属中央研究院,你们的困难和问题都可解决。随后,傅院长又拨来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购置了发电机、照相机和绘画用的材料。



          解说:1946年的重庆街头,满怀兴奋的常书鸿四处奔走,他为研究所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常沙娜:第一批人都走了,第二批就在四川成都召集了一批,年轻的四川美院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那个我们叫“四川帮”,全是四川成都人,那时候那是抗日战争刚结束,还有美国好多,那时候十轮卡车美国的军用卡,军用的衣服什么,都拨给研究所,给我父亲。我们就弄那个大的十轮卡,就开始又回到敦煌。



          解说:重返敦煌,常书鸿没有忘记给沙漠带去生机。



          常沙娜:我爸爸就说,你带上鹅、带上鸭,带上花籽、波丝菊,我爸爸特别喜欢这种花花草草了,完了我来管。沿途停下来我来喂,两个鹅、两个鸭,后来鹅中途死了,鸭子还活着呢,一直带到敦煌。



          解说:1947年9月,常书鸿与四川省立艺专的教员李承仙结婚,他的家庭重新圆满起来,此时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生力军的到来使临摹队伍实力大增,然而这项工作的辛苦,是这些年轻的毕业生们没有想到的。



          李其琼(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当时临摹的东西是在窟顶上,而且是背光的一面,就是洞门口的上方一个窟顶,我就弄了几面镜子,在洞窟里边支了一个画板,铺上白纸,但是那张画很大,十几个平米,说老实话,那个时候画画有点像玩杂技。



          孙儒僴:每个洞子把它的的平面画下来,把它东南西北的各个壁也画下来,然后把顶上也画下来,就是说,在很小的画面上要包括很多内容,是很难的,很细。



          解说:常书鸿把莫高窟视若珍宝,不容许任何破坏的可能。一次,李承仙进洞工作时,大衣角不小心蹭到了壁画,竟遭到常书鸿的厉声斥责。



          李承仙(敦煌艺术研究者常书鸿夫人):因为当时我怀孕了,肚子大,上去下来我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哭了,我说你看看我挺着那么大的肚子我上洞子,我稍微(碰到)一点有什么呢?(常书鸿说)不行,我说你怎么这么凶,完了以后呢,又跟我道歉,你看我,当时我是急了一点,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你再碰掉以后就没有了。



          解说:当常书鸿开辟的敦煌研究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1948年随着内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所又一次陷入困境。



          孙儒僴:1948年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争,就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从报纸上看到,是一天一天地丢地方,经济好像社会上越来越不安定了就是,我们工资也发不下来,走也走不了,没有钱。



          解说:1948年夏天,常书鸿带着沙娜和嘉陵来到南京,在举办敦煌画展的同时,顺便为女儿赴美留学做准备。



          常沙娜:这个照片就是在机场上,我父亲走的时候也很难受,在我的小箱子上写了一个SD,这小箱子印象很深,S,就是沙娜的,D就是常,是杭州口音,所以D字。哎呀我很难受,尤其是离开了嘉陵,离开了我弟弟,我又当妈又是姐,他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也舍不得我爸爸。



          解说:8月22日,旨在进一步破大影响的“敦煌艺展”在南京开幕,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展览随后移至上海,参观人数增加数倍。在此期间,常书鸿收到友人告诫,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保护国宝。果然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位司长,送来秘密指示。



          常沙娜:说是通知他敦煌展览的临摹品要一块送到台湾,他说现在还没有结束呢,他说到时候再说吧。他赶快就把这个就交给董希文的姐夫家里,一部分转移到那,一部分转移到杭州我大伯伯那。等人家再来催问,他又装糊涂。他说,都已经运回敦煌了,这样子总算没有拿走。



          曾子墨:1945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常书鸿听到一阵喜鹊的叫声,跑出去一看,门前梨树的枝头站着一只落单的喜鹊,他把手里没吃完的馒头放在窗边,这只喜鹊毫无顾忌地吃了起来,第二天喜鹊又来了,并从此成为常书鸿窗前的常客。1949年好消息随着这只已经被养了4个冬天的小东西,一起来到敦煌。



          解说:1949年9月28日,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第一个国庆节刚过,他意外地收到郭沫若发自北京的表扬电报。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常书鸿连夜骑马从县城返回莫高窟,不久留学美国的女儿沙娜也回国了。



          常沙娜:到了北平,已经1951年初了,我爸爸正好跟继母还有好多工作人员,敦煌的都在准备筹备那个敦煌画展。后来我呢就在这里,我爸爸说你先不忙,你先帮忙把那个莫高窟的模型,你帮着给上上颜色。



          解说:5个月的筹备之后,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隆重开幕。



          常沙娜:展览很成功啊,那影响很大啊,完了就知道,原来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待那么多年的,吃了那么多苦的敦煌研究所,在常书鸿的领导下,在那默默无闻搞出这么多的临摹品。要没有这么多的临摹品,大家怎么能知道,能看到这些东西呢。这石窟也搬不过来,那时候照片也不可能啊。所以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那时候在清华建筑学院营建系,他们那时候都有肺病,腰都坏了,他们还是爬到那个午门。



          解说:这次展出取得很大的反响,各大报纸杂志争相撰文介绍敦煌艺术。6月6日,郭沫若亲自为研究所,书写和颁发了奖状。周恩来鼓励常书鸿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此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研究所的工作条件逐渐得到改善。



          范华:敦煌艺术展览以后,周总理都亲自去看,就问到这个情况,人员的情况、生活的情况,常老就给汇报了。说现在,我们敦煌主要是没有照明的,就是没有灯啊。上洞子都得每人拿着个蜡,或者拿着煤油灯,一个手端着灯,一个手就在那画。后来可能中央就考虑这个问题,先解决你们照明问题吧,展览会开完,就给了一部发电机。



          孙儒僴:北京请来三个工人安了几天,洞子前面拉了一条电线,宿舍那边拉一条电线。



          李承仙:他那天高兴极了,今天电灯来了,到洞子里画画去,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就跑去看,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到了藏经洞去看了,那个仕女给我讲话了,给我笑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看她跟我笑呢。




          解说:上世纪50年代,常书鸿多次向文化部反映,莫高窟的崖体上存在明显裂缝,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除此之外,风沙问题和人为破坏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常沙娜:这个他在修理的时候,解放以后就是要大修,修缮的时候画的那个工程搭架子什么的,他都给记录下来了。



          樊锦诗(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所以常先生最后又到北京去了,中央就50年代搞了一个实验性的加固,因为这实验性加固工程做好了,所以到60年代初,我们说困难时期刚过。中央文化部一个副部长叫徐平羽,带来好多专家,有美术家、考古家、治沙专家、工程专家来,考察以后给国务院打报告,周总理亲自批,拨款100多万,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砾石面的加固。



          解说:1960年代,常书鸿从各大院校,要来了一批大专毕业生。



          樊锦诗:他为什么想要,他觉得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临摹搞美术,那么今后,他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他还是有眼光的,就是要做,从人文科学角度去做,做敦煌。不仅我们来了,他从兰州艺术学院,要来一些青年教师,学中文的、学历史的,我们学考古的,都来了。



          解说:未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将在这批年轻人的手中得以诞生、发展。1963年执教于中央工艺美院的常沙娜,带领学生赴杭州写生的时候,以外得到了生母陈芝秀的消息,此时常沙娜早已不再是那个13岁的小女孩,对于母亲的出走,她有了自己的理解。



          常沙娜: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见面,那个感觉很难受的,她也没有掉眼泪,我也没有掉眼泪,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那化妆都没有了,苍白苍白的,那很憔悴。她第一句话就是,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爸爸也有责任。我说不要说了,不说了。就这样。后来她嫁给一个工人,她就靠洗衣服、靠给街道什么,给人家打工什么,就给人家街道洗衣服很难很难。



          解说:此后直到母亲去世,常沙娜一直断断续续为母亲提供经济上的帮助,陈芝秀在给女儿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沙娜:所以现在回过去,从宏观来看,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折腾了这么几十年,为了事业,为了各方面,你看他舍去了多少东西,最后自己的老婆也没有守住,这个能怪谁,谁都不能怪。



          解说:正当各项工作顺利展开时,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这个沙漠深处的研究所,常书鸿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被迫中止。



          常沙娜:他受的苦很大了,据说都是羞辱性的,除了批判以外,据说不让他住在故居那里了,住在另外的地方,住在一个养牛的牛棚里头,吃东西都不让他立起来,让他趴在那,羞辱性的。不过他顶过来,他觉得他坦然。



          孙儒僴:坐汽车他就坐汽车进城买东西嘛,还是看病,汽车交给一个军代表开上,路又不好,一跳的时候,他就从座椅上脑袋就碰到车顶上去了,然后又掉下来,这样把腰椎就跌伤了。就那个情况,当时六十几岁,年轻人不让他坐,他就坐到后排去。



          解说:这幅被常书鸿取名为《万紫千红》的画,创作于1976年,常书鸿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位。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多少文字讲述那段岁月,他概括道,“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而让他最欣慰的是,敦煌的文物也和他一样,幸存了下来。当年在破庙里的敦煌研究所,如今已经是敦煌研究院了,研究条件彻底改变,高科技被广泛用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敦煌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在常书鸿的身后,段文杰、樊锦诗、常沙娜和一代代敦煌人继承了他的敦煌事业。



          樊锦诗:我们现在的工作比以前大踏步发展,但是基础是常先生打下的,我们现在还要加固也要修复。所以我们说常先生是奠基者创始人,敦煌事业创始人,是敦煌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



          常沙娜:我从敦煌起步,打了基础,完了到了美国又回来,他一直都很关注,希望我把中国的传统要继承下去。他给我送一本书,什么书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就是他的原笔,他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最近借到这本书,赠给你参考学习,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你看我父亲,随时随地不忘教育我,也不忘就是把传统的东西要渗透。



          解说: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病逝,时年九十岁,他的骨灰埋在了莫高窟九层楼的正对面。



          樊锦诗:我们每年的清明都去看一看扫一扫,我们有选在那个九层楼的对面,这是我去选的。他有在天之灵,生前是守护神,去世以后看着莫高窟最高的大佛的九层楼,让他永远守护着,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常先生永远守护着。



          曾子墨:去世时先生九十岁,其中的五十年献给了敦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常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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