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

这里讨论的“伪造”书画的概念是指那些凭空杜撰的伪赝作品，即作伪者不了解或不可能临、摹、仿学原作者的风格和特点及署款与作者没有任何关系的伪作。它与临本、摹本、仿本之类的伪作有着较大区别。
伪造书画的出现与书画作品市场交易的关系极大，它往往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民间收藏之风大行于世而兴盛异常。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普遍不高，对于那些具备一些书画鉴赏常识的人来说是极易被辨识的，因而多是适应那些好事者的审美及心理需求。故而往往在—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在—个地区形成具有共同特点的作坊伪品，如北宋时期开封地区，明清时期吴地苏州、河南开封，清中晚期广东、湖南、北京、上海等地的有特点的伪品。但就目前所了解，宋以来的造伪历史有近千年的时间，因而无论地域性作坊造伪，还是个人单独造伪所呈现出来的伪造书画特点，可谓异彩纷呈，面貌众多，隋况是圾其复杂的。
好古之风盛行的宋代，好事者收藏伪造书画的事情十分普遍，而且屡屡见诸前人文献的记载。北宋嘉祜年间有三位“收藏家”，分别是杨褒、邵必、石扬休，三人收藏字画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他们目力修养极差。杨氏以“四世五公”自称，由于鉴赏能力不佳，藏品中却无一件堪称佳作。邵氏见到江南画便题徐熙，见到画星神者便认作阎立本、王维、韩混无疑。米芾曾记载，有一次邵必之孙携韩混《散牧图》拜访他，米氏一看，这是一幅驴图，水平不及崔白等人，且绢素染成深黄色，画的左上角用粉作牌子，题曰“韩晋公《散牧图》，不疑家宝”，一看便知其为伪迹。就是这样—件伪造作品邵氏还信以为真，“索价四百贯”。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徐铉篆书《千字文》卷(见图一，图为局部)，是长春伪宫中佚出之物。当年伪“满洲国”兵在争枪过程中撕去了该帖的前面大部分，只存后半部的三百余字。考此卷书法怪诞，有不少杜撰的写法。徐氏乃精于小学篆书之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怪字。查卷中有避讳南宋孝宗“脊”字的现象，结合纸墨气息，定为南宋后期无多大问题。卷上印鉴宋印者大多为伪，而元以后印则真，可见此卷乃是南宋后期人臆造之物。
宋元早期伪造的书画作品，如今已难得一见。即使经过研究确属宋元时期伪造的作品，今天来看也是难得的佳品，其意义与明清伪造的作品不能同日而语。有些“造”的作品如不经过一番考证，还很难揭穿其底细。如台
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曹知白《贞松白雪轩图》轴(见图二)，初看画风与传世曹氏作品没有共同之处，但画幅上自右而左分别有张雨、倪瓒、杨维桢三人题诗，书风类于三家，很有迷惑力，从张雨题中得知，是图的创作时间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然而张氏逝于至正十年秋，故张雨诗与记当是子虚乌有之作。然而这首张雨的诗却见于倪瓒《清困阁集》卷一，根据诗集中的诗序，诗是倪氏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所作。另外倪氏的这首诗的书迹又见于《耕霞溪馆法帖》中刊刻的倪瓒十九诗帖中，可见倪诗被作伪者改头换面置于张雨的名下，移来题写伪曹画。综合判断，《贞松白雪轩图》最迟是明末的“行家”根据诗文凭空伪造的作品。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中收藏有两件款署石恪的《二祖调心图》(见图三，图为其一)，据年款作于918年，但两图的内容实为分画降龙、伏虎两罗汉，笔法简化，论画法较南宋梁楷还要放达，细考此图决非石恪手笔。首先就题材来讲，降龙、伏虎二罗汉乃汉化以后十八罗汉中的两位，唐和五代盛行的十六罗汉题材中无此二位，而十八罗汉的出现当在明中期之后的事情。就画法论，这种大写意笔法不但在五代人作品中未见，连北宋也没有。再看北宋内府的双龙圆玺和南宋的“绍兴”等玺钤印的位置也不对。更可笑者“绍兴”玺竟钤在了双龙圆玺的上
方，由此可见，此两图是后人根据文献中记载石恪擅长佛道题材伪造的。我认为它们的时代不会早于晚明。有的人认为它们根本不是中国画而是日本画，也有一定的道理。

明清时期，某些作伪者根据前人著录将已经失传的名作重新“造”出来牟利。此种现象极为普遍。故宫藏高克恭《夜山图》卷(见图四，图为局部)，就是这样—件再生的“名作”。是图为《石渠宝笈》著录，定为上等，然而其画法拙劣，点子松散，款也不佳。据文献记载，《夜山图》乃高氏代表名作，考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载：“高尚书《夜山画》，图已亡，惟诗跋皆胜。”可见此图乃为明末清初人根据著录而伪造的，以至图后诸家题跋亦既伪且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