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特大城市规划演变模式

　　我非常有幸能在此与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的同仁们探讨一下目前澳大利亚特大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规划模式的演变。
　　中国拥有较多超大规模城市，如上海、北京大约1400万人，武汉超过800万人口，而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仅410万人，相对较小而易于管理。
　　1 澳大利亚——高度城市化的国度
　　澳大利亚产生国际化大城市的速度可谓“眨眼之间”，从诞生至1861年，仅25年间，墨尔本就位居欧洲殖民地的大城市榜中，人口达到12.5万，而当时北美也仅有7个城市超过它，它比与之同期（1830年）建立的芝加哥的人口都多。当时的悉尼拥有人口9.6万人，也属于世界级大城市。
　　澳大利亚城市化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相当比例的小城镇早期依靠地方资源开发而产生，随着产品技术的推进和资源的消耗而逐渐萎缩。如许多高级商务活动都向大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几乎是一种流动的城市化模式，由少数的大城市（通常是州府城市）统领全国，这也是特大城市战略规划变成澳大利亚的首要规划问题的原因之一。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在澳大利亚关于城市设计、土地划分、邻里关系结构问题都依靠公共健康法律中的片段规定来解决，主要是为了保证有效的交通系统，各类公用设施的可达性和功能冲突的用地间的有效隔离等。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曾强烈影响澳大利亚早期规划实践的海外理论都源于“旧世界”对工业化的应变和“迪更斯型”城市的创造。城市化结果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即一方面表现出产品规模化的效率性，而另一方面却又逼迫工作人员们必须适应不健康、难看、甚至有些不宜群居的生存条件。这些情绪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逆城市化”，这是一种对前工业化城镇生活回归的渴望，因为其具有更简单清晰的城市结构，经济、社会、环境更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