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三品始言书

纵观我国的书法史，我有一个感觉，所谓“书名”，不过是附着在高官身上的华丽光晕而已。直到唐代，书法较好且官位在三品以上的人方有可能得书名。书法因官位而彰显，官声因书名而增美，如此而已。一般情况下，字写得再好，若无极高官职，作者必是寂然无名。至于百姓，就几乎与“书名”彻底无缘了。
不信？请看书法史上的名人，哪一个不是朝廷中的高官显宦——
李斯是秦之首辅，钟繇是魏之太傅，居官至高无上，故而书名极大。
王羲之是带军职的州刺史、王国内史，地位甚高；王献之、王珣皆供职内阁，献之官至中书令，王珣官至尚书令，地位都仅次于宰相。王献之还是驸马爷，后来又成了国丈。其女是晋安帝的皇后，跟随这位处在乱世中的皇帝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唐代虞世南是太宗眼前的“大红人”，画像还上了凌烟阁；褚遂良则是太宗临终时的顾命大臣，位至宰相。颜真卿官终太子太师，柳公权官终太子少师，都是官居从一品。欧阳询的官阶稍低些，然而他书写“九成宫醴泉铭”时即已“兼”太子率更令，太子率更令是正四品官，此时他的本官至少已是三品，与尚书平起平坐。此后十几年他又升任新职，品秩还有提高。
五代的杨凝式后汉时官至太子少师，后周时以太子太保致仕，也是从一品。宋代的苏轼官至尚书；其弟苏辙以尚书身份参知政事，已是官居副相。蔡京是朝中一手遮天的“独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个书名又有何难？
元代赵孟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散官（意思与现在的“行政级别”相近）为荣禄大夫，官阶从一品。
明代的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以太子太保致仕，也是从一品官员。张瑞图写字怪异无比，然书名甚著，也是因为官大——他是魏忠贤提拔的宰相之一。还有黄道周、王铎。这两位在崇祯死后，一个抗清而死，一个率官投降，都因风云一时偶得“高官”。若不是因为晚年“高升”，他们的书法是不是会得到这么多的追捧？
从以上的“不完全统计”即可看出，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有名的人物，官职多在三品以上。魏晋以后官员都有品秩，“三公”、“三师”多为荣誉职务，一品官；宰相是权力人物，二品官；尚书等是实权职务，官阶三品。古时官至三品皆为朝廷要员。官不至三品，就混不到“服紫挂金”（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衣，佩金鱼袋），想在书法界享有大名，那就更难了。
也有极个别的人物不是因官而得书名的，但他们也不是普通百姓。比如智永，比如怀素，他们是僧人。要知道，古时崇佛之际，高僧的地位不亚于高官，同样可以着紫悬金，被皇帝奉为座上宾。
真正以百姓身份名扬书史的人恐怕就属汉末的张芝了。此人生逢桓灵乱世，坚决不肯做官，故而颇有名声，被称为“有道”。又加上他创出的今草被当时名人赵壹写《非草书》点名批评，于是成就了千古书名。
为什么说“古来百姓无书名”呢？就请看看那些汉碑简帛、魏碑墓志的作者吧。他们的书法因为极好，故被后人取法，可有谁知道他们姓甚名谁？相反，蔡邕的隶书未必很好，郑道昭的书法也不见于史传，可是只因官大，他们便成了写隶书、魏碑的名人。而且“郑文公碑”的书丹者究竟是不是郑道昭，也还是一个疑问。包世臣说此碑乃道昭书，真不知是还原了历史，还是人为造出了个高官书家。
还有一些高官，书迹早已无存，却享书家大名，是否名副其实，更值得怀疑。比如卫瓘，比如索靖。此二人同在尚书台工作，只因时人曾夸他俩字好，堪称“一台二妙”，他们也就成了流芳千古的书法名人。
进入宋朝以后，出名书家的官阶有所下降。李建中、蔡襄、黄庭坚、米芾等都是中层官员，但所处地位仍很重要。直到明清之际，擅名一时的书家中，下级官吏和文人才开始增多。唐寅在会试时牵涉科场舞弊被革黜，算是“似官而非官”；徐渭做过浙闽总督的幕僚，幕僚是文人而非朝廷命官，应该算是“近官而非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文名大于书名。书法从“非（高）官不名”到“文人亦名”，这一进步已经相当不小了。可是，这离“百姓亦名”还差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