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故我理解（邹建林 译）

我看，故我理解


被访者：伊格纳奇奥•拉蒙纳（Ignacio Ramonet）
采访者：皮埃尔•巴尔布兰克（Pierre Bal-blanc）和马修•马尔格林（Mathieu Marguerin）
2001年4月18日，巴黎

邹建林 译


信息社会批评家伊格纳奇奥•拉蒙纳以记者的身份阐述了他的信息等式。“可随意处置的现实”的主题——媒体的无所不在和影响信息机制的传播谵妄——在这里由这位《世界外交》（Le Monde diplomatique）的主编进行了审视。

在《传播的专制》（La Tyrannie de la communication）和《宣传压制》(Propagandes silencieuses)中，你对媒体的分析集中在信息的转变上，认为信息已经丧失了启发和促进民主论争的公共作用和责任，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商品。在同书中你还看到，大众文化的形式从印刷媒体发展到了电影，而广告的发展恰好与之同步。这不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吗？

IR：在《传播的专制》中，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信息必须根据这样一些特征来生产：它必须是短暂的，充足的，还必须具有商品价值。
我们知道，快速的信息往往更有利可图：速度在今天已经成为信息真正的附加值。在互联网上，信息转瞬即逝，系统本身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因为直接，所以真实”。与这一等式最相关的是简洁而不是直接；然而正是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推出了24小时的新闻频道，如CNN和France-Infos。信息的第二个特点是过度丰富。这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在过去的世纪里，信息并不流通，它的存在要归功于秘密、传授、有学识的群体等因素。但是今天有数目极其巨大的信息可供使用。这种过度的泛滥使饱和、窒息一类的问题失效了，也引发出我所说的现代审查机制。
过去，审查制度是对信息的压制。而现在，信息如此之多，以至于审查的问题压根儿就没法提出来。我们相信，今后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所接收的信息。
信息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作为商品的价值。这样一来，它就要受供需法则的制约。就其公共角色和责任而言，信息的价值应该依赖于它与真相的关系，与此相应，模糊笼统的信息就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信息越是引起公众的兴趣，它就越能获得价值。需求使信息能够获得价值；根据这一逻辑，莱文斯基丑闻似乎比数百万人所关注的联合国调解紧急局势更重要。

信息已经朝商品化这一观念转变了，其内容通常已经贬值，甚至被用于推销产品这样的目的！

IR：随着信息向商品价值的转化，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产生了悖论，因为它必须廉价流通。电视和收音机上发布的信息是免费的；每天都有新的免费报纸出现，而互联网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主动付费文化的基础之上。互联网用户通常不愿意为信息付费，希望免费进入资料库的信息网址，即使他们在设备、通讯线路等方面已经投了资。
这种转变的真正悖论来自这一事实：按我们的理解，这种商品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以前，这种关系依赖于这一原理：信息被努力制作出来，出售给公众，公众则消费他们所需要的信息。现在，信息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制作就没有什么利润。要获利，就只能提供廉价生产的、未加工的信息，于是信息就越来越不实在。这样，信息就不可信了。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产业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它通过争取它自己信息的大量消费者来维持，它的繁荣来自消费它所提供的信息的大量民众。
媒体产业出售给广告客户的就是民众的数量。TF1就是这样运作的。对观众来说，图象是免费的；广告客户则要为播放他们的广告节目支付费用。就算这种情况关系到电视频道的存亡生死——它们所出售的就是广告——可为什么不在节目表中预告广告节目呢？

根据这一转变，媒体必须出售它们的广告空间，以便获得用来生产自己内容的财力，这种内容似乎越来越受到操纵。在《宣传压制》中，你表明：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今天的信息操纵越来越受到经济目的的驱使，而不是政治目的。

IR：我们还需要看一看权力运作的方式。如果我们观察当前社会不同权力的分层，就会看到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直到最近，权威还需要通过等级制的方式表现出来，权力垂直分布，讲究绝对服从，天主教或军队就是如此。家庭内部的权力也同样如此，从古代开始，“家长”（pater familias）就对家庭成员操有生杀大权。在权力的这种金字塔形式中，权威不可能来自下级。但这种权力形式过时了。我们的社会是按照水平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权力的分布呈网状，是通过共识形成的：要通过协商、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才能作出决定。这就是现代各个行业和协会的运作方式。我们的政治结构起源于18世纪的思想，因此也过时了。社会需要另一种替代性模式。当前参与型民主与代表型民主之间的争论，就隐含着这样的内容。

这种权力的水平形式所立足的共识观念，是否越来越成为市场买卖的结果，成为保持需求这一普遍观念的结果，而不管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

IR：对，但尤其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共识是操纵的结果。发达民主社会不再在金字塔结构的基础上运行，而共识也似乎成为一种非常完善的民主工具。在福特或通用汽车这种拥有数百万员工的全球公司，要获得共识，就只能通过调查、民意测验，以及传播科学所认可的其它各种手段。
我们社会的这种运行方式，正引发出一场政治危机。政治组织的结构依然立足于等级制代表——总统、部长，等等——但这已经不再有效，因为在这种形式中，政治已经丧失了行使权威的能力，权威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政治受到新权力形式的损害，而这种权力形式更适合于水平的共识结构：一方面是媒体权威，它仰仗于自由的神话、民主论争、舆论表达、经济势力尤其是金融势力，另一方面，金融势力又仰仗于全球化神话、产品的自由流通以及全球透明。
政治权威通常是依靠词语建立起来的，其控制力可以说是烟消云散，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媒体可以公开谴责政治家。然而这并不表明媒体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自由，而只表明政治权威已经被削弱了。为什么呢？因为媒体不再攻击那些真正拥有权势的人。例如，媒体很少批评Jean-Marie Messier或Jean-Luc Lagardère，他们是意识形态机器的真正主人，这种意识形态机器为我们社会提供观念、信仰和教义。大多数媒体在财政上依靠大集团公司的广告，而这些集团公司并不直接掌握媒体。
尽管媒体关心环境问题，但要揭露某些交通工具污染程度的真相，就会冒失去赞助人的广告空间的风险。《世界外交》曾特别关注过这样的事件：美国大学生谴责Nike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工厂雇用童工。由于Nike公司是上述大学的主要赞助者，通过基金会资助它们，于是它就削减了赞助资金。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行使封杀的权力。在法国，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文章，Vivendi公司撤销了在《解放》（Liberation）上的广告……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一种委婉的审查机制：报纸编委总是能够以风格为借口拒绝某些文章。我们遇到的是两种类型的经济审查：主动的审查和自我审查。

你曾经研究过广告渗透的范式和途径，它不仅渗入电影语言，还渗透到信息本身的分配：编辑、戏剧化表现等等。这就改变了媒体的结构形式，而渗透之深，甚至可以从网页咨询用户的私人活动中看出来。这种现象在新一代人中很普遍，新的一代成了这种语言的活标本。这是一种异化还是一种新的语言？

IR：是的，广告完全融入了每一代新人的世界，尤其是电视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在发达国家，每天会新增2500条广告（收音机广告、电视广告、招贴等），平均每个18岁的美国人会看到350，000条电视广告。即使奥威尔（Orwell）在他的《1984年》中，也无法想象一种政治制度，可以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如此无孔不入而又潜移默化地强加于人。这种制度已经受到谴责和分析——盖伊•德波（Guy Debord）的分析就是最激进的例子之一。而我则试图弄清这一发展的结构特点。
但是，在市场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则与如下事实相关：我们面对着一个异常丰富的叙事世界，其中的人物和参照对象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对许多人，包括艺术家来说，它是一个参照的源泉；为了暗中对它进行削弱和破坏，把它从目的性和短暂性中解脱出来，可以使这个叙事世界脱离广告话语，例如波普艺术家就能使偶像人物永恒不灭。

在《宣传压制》的结尾处，你提到依靠主流电影的符码和媒体的武器来进行颠覆的激进电影制作人。你认为他们失败了，并对此抱非常悲观的态度。你认为表现形式的工具化能产生颠覆行动吗？

IR：宽泛一点说，我只是援引了几个艺术家，他们抱着颠覆的热切愿望，试图用广告符号来尽力发挥一种批判性的话语。人们认为，相当数量的艺术家甚至理论家不理解广告与大众文化的界线所在，后者包括电影、音乐、漫画之类。就我而言，我相信广告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可以把叙事小说的话语同广告信息分离开来。许多很有才气的电影制作人也拍摄广告，但并不因此而失去信誉。

语言本身似乎也受制于广告修辞了。从媒体领域开始，我们逐渐形成一种包含着广告的语言，对话时也总是包含着广告信息……

IR：对，我们可以引述一下心理分析学家Duffour的观点。对他来说，广告甚至是不同社会集体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广告创造出承认的符号；集体理念成为认同的符号，而某些起源于广告的词语用法也渗透进了大众的语言之中。

你认为，因为受制于直接性的要求，记者已经成为一个交界点。在信息传输中，记者似乎不再是一个核心要素，那么信息用户是否就此取代了记者？

IR：系统的运行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已不需要记者作为过滤器来保证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记者这一角色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他的工作就是和信息打交道，而这种工作要付出成本。在一个立足于主动付费的系统中，必须限制产品的成本。如果机器能够使我们看到事件实况，就不需要解说了。这一系统建立在直接接受信息这一消费欲望的基础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事件进行直接的报道。因此，媒体系统取消了不必要的中介。这就好比超级市场，它使人可以直接接触到商品，不再需要销售人员。我们从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加沙或耶路撒冷大街上所发生的事情。媒体系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观看就是理解”。我们应该记住，这正是伽利略被推上审判庭的原因！它是和所有的理性思想体系相矛盾的。当前的体系只能导致非理性和错误。
这一观念还认为，信息很简单，是随手可得的，因此人们可以使自己不受蒙蔽。所有的信息都被简化为视觉景观，而观念不具有视觉形象，因此就不能被呈现出来。我们知道，要解释体表寄生虫如何导致脚部和嘴部的坏死，是很复杂的事情；因此要在三分钟之内说清中东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媒体系统提供了大量可以轻轻松松地消费的形象。目前，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信息，也分不清远和近，这种情况和事件的真正复杂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表明，媒体系统发明了一种方法，使人们相信它产生的信息很容易消化。

信息提供的多样化可以产生一种显而易见的浮雕感，这就有可能透过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来把事件弄清楚。

IR：是这样，只要你接受这一观念：人们获取信息是主动的，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人们经常批评电视没有向观众提供充分的信息，然而观众却常常是躺在躺椅上解读信息，好象通过某种魔法，信息就能进入他们的意识！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如果一个人想要廉价地获得信息，他就必须花费时间；他必须查阅报纸，从互联网上搜索信息，而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

媒体系统在渲染它所预测的事件后果时很成功，甚至很过分，就像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和维里利奥（Paul Virilio）所描述的灾难那样。

IR：我们当然濒于巨大崩溃的边缘：新的恐惧不断产生，最近的千年虫毫不逊色于中世纪的千禧年恐慌，这都是明显的例子。即使是最受尊重的媒体机构，也相信电梯会被卡住，飞机没法正常起飞。面对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各种系统，我们要冒很大的危险：看到巨大的、难以预料的崩溃。维里利奥指出，当我们发明铁路时，我们也就发明了铁路上的灾难……
一个巨大的信息体系已经形成，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信息机制，但这并不能使我们见识广博。二战以后，整个一代人都受到控告，理由是他们没有反对屠杀犹太人。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但没有人目睹过这一事件。我们相信一切都处于监视之下，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没有我们不知道的。800万人被大砍刀杀害，但却没有人看见！这是媒体的一个惨痛的失败。如果你翻一下1994你4月到5月之间的报纸，就会看到其中塞满了信息——戛纳电影节——但没有一处提到卢旺达。
我们从政治和道德力量中解放了出来，但没有从电子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我们处于它的监控之下。我们一直相信审查机制是压制信息，但是今天，审查却是通过过剩来实行的。我不怀疑种族屠杀正在发生，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报纸上塞满了信息。信息是不会不足的。

比较一下这两桩种族灭绝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的局限性，看出面对上个世纪的巨大悲剧时大众媒介的无能为力。

IR：这并不是对情况不了解的问题，而是媒体对所发生的事毫无知觉。很少有关于大屠杀的图象留存下来，我们仅仅知道发生过屠杀事件。在“绿松石计划”（Operation Turquoise）中，媒体跟着地面部队作报道，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苦难、创伤和毁灭。我们看见了被害者。我们被告知，种族屠杀正在发生，结果却发现，媒体上出现的实际上是侵略者而不是被害者。因此，这是一种操纵：但这很可能是结构上的缺陷，而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误解仍可能产生——甚至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即使要理解最悲惨的事件，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一类的媒体灾难就是“我看，故我理解”这一公式的结果，这个例子也使我们相信，在制作信息时，记者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