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的艺术化描述 “城雕”乱码：城市迷茫

暴发户最为人所诟病的行径之一就是刚造好一幢房子，就急忙张罗着把各种各样华丽艳俗的摆设塞满每一个房间。最后他的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橱窗。这些摆设虽然也反映了暴发户的品位，其内容和精神内核与他本人却毫无关联。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的许多城市就是这个暴发户。它们竞速一般地盖起了林立的高楼，营建出大片大片的绿地、广场、景观长廊，最后，作为一个仪式化的收尾，必然会有一座城市雕塑落成在这些空间中。
　　城市化，带来了中国城雕行业的好时光。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房地产开发，从上海、北京到内陆的乡镇，城雕的需求量被不断放大，人们迫不及待地把所有闲置的空间用城雕填满，不肯留白。奔马、雄狮、展翅欲飞的雄鹰是最常见的，它表达了在飞速发展中的自我陶醉;火箭和它的飞行轨迹、原子微粒的结构雕塑往往伫立在一些科技园区的门口，成为象征科技和理性的简单符号;随着抽象艺术的兴起，一些不锈钢线条和球状金属体组成的古怪雕塑又开始频繁出现。

　　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城雕的时候，人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呢?毫不夸张地说，人们既无从获得审美的愉悦，从中也获得不了任何这个城雕所在城市的信息。它们在此地和在别处并无差别。它们的功能，只是填充了一处空间，甚至成为视觉垃圾。随着城市发展和审美变迁，它们在时光中速朽，变成城市视觉的“卫生死角”。

　　我们确信，对于城雕的评价标准首先当然是美学上的，其次，它还必须跟所处的城市有精神上的关联。对城雕的美学评价需要针对具体案例讨论，而城雕和城市精神内核的呼应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作为深圳城市标志的“开荒牛”城雕，被视作中国城雕的一个典范。这个雕塑用充满力度的雕塑语言，阐释了中国人在一片荒芜中开垦了一座崭新城市的奇迹。雕塑所展示出来的激情、憧憬，和深圳作为一个神话般崛起的城市的精神是吻合的。不管深圳这座城市发展向何方，这座雕塑始终会在那里昭示着它的精神源头。

　　今天的城市越来越像一种化合物，多元的文化和力量在其中奔腾博弈。寻找一个符号或者形象成为某一个城市的象征物，可能失之简单。正因为如此，城雕的重要性愈加彰显。不同的社区、街道、历史遗迹或者亚文化群体聚集地，都需要用恰当的城雕与其呼应，而不是一些不痛不痒、不知所云的废铜烂铁。

　　城雕当然是雕塑的一个子类，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无法从城市背景中剥离出来。因为它是城市历史的文献，是城市文化的艺术化描述，也是城市愿望的投射。城雕就是城市的镜像，城市是城雕的真身。只是因为城市庞大、瞬息万变得令人无从把握，所以城雕成为具体而微的城市供我们阅读。

　　而今天中国城市中的城雕，往往会导致我们对城市的误读。这些乱码一样的城雕，给人们释放出错误的讯息。一些城市中心的罗马式雕像，莫非说明中国城市和古代罗马之间有什么隐秘的联系?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但错误并不在城雕本身。因为一座城雕从立项到施工完成，往往取决于“甲方意志”，也就是说政府部门的意志才是导致城雕成为城市视觉灾难的主因。各地都有评审城雕的专家机构，但这些机构要么是政府主导机构的摆设，要么就主动参与到了这个城雕工程的利益共同体中。在“甲方意志”之下，艺术家、施工队批量生产、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当中还掺杂了大量剽窃方案、行贿受贿的丑闻。大而言之，城雕的混乱，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观上的迷茫。

　　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模糊了中国城市的地域差异。城市建筑的同质化倾向，使得出差在外的人睁开眼睛，往往迷惑自己身在何方。城市化就是拆除、抹去、修建、改造，在这样的浪潮中，大量中国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辨识系统。雕塑，是一种有关时间的艺术，它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体现。在一个建筑平均年龄不超过10年的城市里，新的城市文脉尚来不及形成。在这些用崭新建筑主动斩断自己历史根系的城市里，城雕如何与城市的历史、传统对话?你能指望什么样的城雕可以嵌入城市精神的深层呢?所以归根结底，城市的迷茫，才是城雕迷茫的深层原因。

　　想起半年前路过一个“雕塑之乡”，看到沿着国道绵延数公里都是雕塑工厂。大理石、不锈钢等等材质的雕塑排放在露天的空地上，它们组成了一个标准化生产的商品展示橱窗。只要你挑选，它们随时准备跟你走向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块空地。有几尊罗马式的浴女雕像浑身刷着金色的油漆，在烟尘弥漫的国道边手指优雅地指向天空。

　　城雕，不再是城市和艺术的一场恋爱，倒更像是一次廉价的邂逅。

　　城雕与偶像发展史

　　在过去，塑像若不是给予神灵的特权就是领袖才能专享的荣誉，然而在今天，没有什么主题是不能做成雕塑的。雕塑可以是高速公路的路标;也可以是工业区的门楼和镇政府广场前的装饰品;过去单调乏味的城市景观现在被无以计数的以“腾飞”或“扬帆”为名的雕塑改造得五花八门。多亏了雕塑的功劳，我们的城市变成了茅台酒瓶和足球雕塑的城市，变成手机也放大为雕塑的城市。

　　雕塑的出现一定与信仰的萌生有关。正是借着形形色色的信仰之名，从各个文明策源地开始，人类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部部雕刻偶像的历史。起初，几乎所有的雕塑都是宗教派生出的副产品。嵩山少林寺后的塔林地下埋着涅槃高僧的肉身，中国人不选择雕像，而是选择高高伫立的塔来表达永生的观念。

　　西方世界的权力中心是向心的广场。在与明朝差不多同时期的巴洛克时代，贝尼尼为罗马设计了圣-彼得广场，无比壮阔的柱廊像伸出的手臂一样环抱着广场中间高耸的方尖碑。这是神性世界的中央，方尖碑是人神勾通的图腾柱。最能体现国家精神的城市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古典时代象征人神沟通的方尖碑被沿用于象征国家的独立。为了纪念美国的百年建国，法国人给美国人民送去了一件非凡的礼物——自由女神像，在以人的躯体为表征的雕塑史上，其体量首次大到与建筑相媲美的程度。

　　十九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导致古典主义的偶像——雕塑与古典主义建筑一样面临着解体的命运。在西方国家，国家英雄和文化巨人的雕塑统统为新艺术运动的鲜明风格让路。到了战后，当代艺术更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建筑和城市空间、甚至是公众政治活动之中，历来代表着权力意志的雕塑概念才被“公共艺术”的概念所取代，从雕塑到公共艺术的转变是艺术自主性逐步获胜的标志。

　　在中国大地上，原没有“英雄崇拜”的任何痕迹。雕塑的空间关系非常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雕塑事业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运动的进程之中拉开了最新的一幕。

　　当经济建设取代了政治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内容时，雕塑事业衍生出政治与经济的两重性，而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想象为主题的雕塑生产的比重大大缩小，其出让的空间立刻被名目繁多的“新生代”主题雕塑所占领。结果是在中国的城乡大地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雕塑大生产运动。不过在名义上，城市雕塑的合理性更多的来自打造城市形象的诉求。每一个以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大城市，每一个富裕起来的乡镇，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自我表现。在标榜自信和成绩的目标下，雕塑工作者各尽所能，利用古今中外各种可能利用的材料和形式，终于把雕塑生产与形象工程紧紧地结合到了一起。

　　和声

　　城雕的情感密码：威严崇高勇气

　　城市中的雕塑，无论其风格是威严还是玲珑，从表象上看，理应属于所有市民。然而，历史上的雕塑从来都是属于统治者的，城雕也是统治者惟一乐于奉献给公众的私人物品。只有从雕塑与雇主的关系上，我们才能判定城市雕塑的原生意义：无论雇主是国家、教会还是权贵，雕塑就像是主人放出的信鸽，虽然它永久地屹立不动，却忠于职守地发放出来自主人的信息。

　　由于有了城市和广场，城雕的意义便不言自明了。雕塑居于中心，广场成为容纳人群的容器，雕塑顶替了它的主人，成为聚合民众、鼓动人心的视觉象征。城雕跨越时空的在场，确保了预先设定的意义永远有效。如此来看，谁能够说雕塑发不出声音，从畜力时代开始，城雕就是铸造与雕刻的象形声波，它通常以宏大的体量、绝对的高度来发送信息。只要释读雕塑造型的语境不变，城雕的造型语言就不仅是艺术创作，它还是广场上征服公众的视觉宣传，反复地表达威严、崇高、勇气等今人心生敬佩的情感密码。

　　从埃及的方尖碑到古罗马时代的图拉真纪功柱，高耸入云就已经演化成纪念性雕塑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柱体都是以有限的高度来象征无限，因此，它们与原始图腾柱的功能并无二致，柱式雕塑是人神沟通的导体。人形雕塑则经历了一个从塑造神到塑造人的演变过程，从雅典娜神庙里的朱庇特大帝到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太阳王雕塑，笼罩着希腊诸神的光环透过青铜或大理石平滑的质感，神性便成功地转移到世俗帝王的骑马雕像上面。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雕塑成为炫耀的道具，也从此开启了世俗化的偶像崇拜的先河。到了资产阶级时代，皇帝的雕像由象征民族—国家的雕塑所取代，工业革命的成功开创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的新形式。埃菲尔的巴黎铁塔无异于一座前所未有的钢铁雕塑，钢铁建筑、桥梁和轮船共同瓦解了象形雕塑的合法性，于是，城雕走上了一条高度分化的道路。一方面，如同布朗库西的“无限柱”一样，现代主义者们竞相发明出各种抽象形式来创造歧义;另一方面，电力时代的象形雕塑仍然被各种各样的专权者或权力集团运用到极致。雕塑，无论是用来代表伟大的领袖，或是代表英雄，还是用于顶替普通的人民，擅权者热衷于它是因为想借助雕塑的力量，而雕塑之所以仍然拥有力量，恰恰又是权力聚合产生的后果。

　　埃里希-佛洛姆告诉我们，人用自己的才能去创造一个偶像，然后再跪在偶像前崇拜它，人把自己的力量注入到雕像中去，却浑然不知雕像的力量正是他自己所给予的。统治者正是要利用这种异化的“雕塑效应”对公共空间施加自己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现代主义者的艺术革命，在表面上，抽象主义不过颠覆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它颠覆的是统治者透过雕塑对大众施加的魔法。纳粹党徒之所以把抽象派视为颓废艺术，正是因为抽象雕塑瓦解了雕塑与权力的象征逻辑。反过来看，当某个雕像形象遍地开花之时，雕塑除了作为一种障眼的权力道具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假如城雕必定会有一个意义的雇主，难以理解的“坏”雕塑很可能比那些语意鲜明的“好”雕塑更有民主感，在这个神性早已被“祛魅”的年代里，这种单纯的态度不失为一条判断好城雕或坏城雕的简单标准。当然，从来也不存在一种完全没有意义的城市雕塑，真正属于公众社会的城雕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无人能够盗用它的意义。我们想一下，没有什么个人或集团能够借用城雕来为自己谋利，那么很显然，只有这个城雕才最有可能属于普通的市民公众，如果它真的能够被建造出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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