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状元、诗人兼书法家张建勋

清代，临桂有位诗人兼书法家，以一篇《民以食为天》论文高中状元；为官后，又为开拓云南，黑龙江的近代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游过漓江的人都知道九马画山。桂林历来有民谣说：“看马郎，看马郎，问你神马几多双？看出七匹中探花，能见九匹状元郎。”传说自古以来能看出九匹马者，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了。据说桂林才子赵观文、王世则、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等在应试前都曾专门泛舟漓江，到画山前试过眼力与运气，竟然都能把那藏头露尾的九匹神马一一点出来，终于十年寒窗，一举夺魁，成为全国学子恣羡的状元。

　　张建勋，字季瑞，号喻谷，一号愉庐，公元1848年出生于临桂县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张其禄是清代广西较有名望的学者、诗人，著有《悦云诗草》2卷，祖父张烜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著有《巢捷吟稿》2卷。他的父亲张麟虽然不是诗人，未曾著书立说，但他曾经佐治过吴宣江观察守太平南宁兵备江右15年，在政界也有着一定的声望。

　　张建勋的家乡临桂县是广西有名的“状元之乡”，自开科考举以来，广西共出过9名状元，其中有5名出自临桂，曾有“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之说。临桂人杰地灵，颇具传奇的是，当科举时代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陈继昌逝世的时候，另一位状元张建勋却降生了；加之张建勋自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这样的巧合，自然给人留下许多联想空间。

　　1879年，张建勋中举，1889年高中状元，被授为翰林院编修。1894年被任命为云南乡试主考官，1897—1899年改任云南学政，1906—1911年任黑龙江省第一任提学司提学政，兼任民政使。


　　“民以食为天”　　

　　清代科举沿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州县乡试中出的举人，赴京城会试及格，再由天子在宫殿亲自试策，称作“殿试”。殿试只考一场，只考策题一种，名殿试策。策问大多是考问当时政治，经济和治国安邦、巩固政权之策。考生要写文章回答策问，谓对策。殿试策题，以制策四条，由皇帝亲自命题。

　　1889年，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有一篇由广西桂林举子张建勋所作的策论震撼了阅卷大臣。

　　中国很早即进入农耕时代，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人口相对较少，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使老百姓不得不对温饱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始终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史书中有“食为政首”，《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宋书·文帝纪》也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即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食物为头等大事。

　　张建勋这篇名为《民以食为天》的《殿试策》广泛吸纳了历代政治家及有识之士的观念及思想，高屋建瓴，从治国安邦的高度去谈吃饭问题，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民以食为天》开宗明义：“臣闻食者，民之天也。而用以经之，武以卫之，蚕绩以辅之，凡以体之元光鸿化之。”对当时沉闷的政治空气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阅卷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各执己见,都想将自己赏识的文章列为第一呈送皇帝。由于相持不下，他们只好协商再选，最终张建勋的文章得以入选，以第一名呈给皇帝。也算张建勋好运，遇上了开明的光绪皇帝。

　　时年光绪皇帝才满18岁，刚刚亲政。光绪帝在少年时，已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他加强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学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像康熙大帝那样的一代圣主，使国家重新强盛起来；甫一亲政，又受到康有为维新改制上书的影响，故当张建勋的殿试策刚一呈上光绪御案，即时龙颜大悦，御笔一挥，就将张建勋钦点为己丑科状元了。

　　杜甫四喜诗有“金榜题名时”句，京城东长安门外宫墙上皇榜一贴出，张建勋自然踌躇满志。“民以食为天”的策论充满了民本思想，被有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青睐是在情理之中。然近30年后的1918年7月14日，有一份《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不论哲学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罢，艺术也罢，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民以食为天，没饭吃老百姓就要造你的反，你的主义和政策就没人相信。把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首位，这不但显示了年青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良知。还说明了毛泽东谙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的精华。张建勋论述的“民以食为天”就是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精华的重要内容，也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振兴边疆教育　　

　　从1894年起，张建勋被任命为云南乡试主考官，1897年改任云南学政。学政即“提督学政”，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与巡抚、提督平行，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也就是朝廷派往当地负责教育的钦差大臣。在云南任职的5年时间里，他开教育的风气之先，一直致力于开发西南边疆的文化，倡导发展地方教育，主张“自小儿而举，入学除盲”，持续地开展扫盲工作，在各族群众中口碑甚好。他府上高悬的那一块“大启滇文”金匾，就是云南人民特地精心制作敬献于他的。在清末有“云南独一无二状元”、“经济特元”之称的袁嘉谷撰写的《卧雪堂诗集》记载下了张建勋的功绩。

　　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张建勋在任黑龙江省第一任提学使兼民政使。清末“提学使”是省级教育行政长官。作为省长之后掌总理全省学务的“省级干部”。张建勋有在边疆省云南的经验，故在同是边疆省的黑龙江任内，和在云南省一样注重文化建设，特别注重振兴边疆教育。和许多想方设法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一样，自1907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张建勋参考西方办学经验，培养能办实业的有用人才，将省城齐齐哈尔的小学校统一归并，并增加农、工、商实业课，改称初等实业学堂，使之成为了黑龙江省最早的实业学校。他还创建了一所初等幼女小学堂，还创办起省中学堂。创办了黑龙江最早的民族师范学校——满蒙师范学堂。

　　张建勋非常重视全省各府州县的小学、乡村小学、师资培训及私塾的改良。在他任职期间，许多州县乃至镇村都开始创办小学堂，如呼兰府、绥化府、巴彦州、兰西、木兰、青冈等地，均成立了许多官立两等、初等小学。他在兰西县、呼兰府设立师范传习所，并分别改良了私塾共100多处。另外，在他的努力下，瑷珲、墨尔根、西布特哈、肇州厅、多耐站、塔子城，都分别建立了公立小学堂。

　　张建勋在黑龙江5年间，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辞劳累，办起了各类中等学堂共达165处，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900人；各类小学堂272所，在校学生最多时达9000多人，使各级各类教育有很大的发展，边塞黑龙江的学风为之大开。张建勋自己还经常掏钱资助家境贫困的学子，还鼓动和提倡有钱人捐资助学。张建勋可以称得上是黑龙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浩歌弥激烈　　

　　张建勋提倡国家注重搞好教育文化建设，对自己的家庭也极为重视开展教育行为。在清廷被推翻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他在有名的《训子篇》中阐述了家族的“孝友”观，鞭策他的儿子要面对新的人生，去邪归正，努力拼搏。

　　为了重振“孝友”家风，张建勋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成为文坛轶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在《张葛农观察视家书册子及时贤手札》的2首七律诗中这样写道：“家风相业重南皮，霞举轩轩玉树枝”。接着在第二首诗中写下了“翰墨于今多感旧”，抒发了思念朋友的情感。在自注中，他写道：“……先德文达文襄公暨鹿文端师诸墨迹，神采辉映。王文敏前辈同年七月前往西山妙高峰……风流云散，不胜今昔之感。”他首先怀念先德文达文襄公、所谓“相业重南皮”的大学士张之洞，再而怀念自己的老师——号称文端公的清军机大臣鹿傅霖。两个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不可绕过的历史人物，曾经在光绪十九年七月与王文敏同往西山的妙高峰，书写光绪生父奕环醇亲王的牌位。张建勋之所以会说“诸墨迹，神采辉映”，称赞“文德”的一面，当是出于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尽管身为王臣，但张建勋对清廷的衰落和外国列强的侵略深感担忧，心情十分沉重。在《登泰山感怀》这首七律诗中，他写了虽登山而观海，借用了魏武帝东临碣石的意思。只是，他的情绪和曹操的得意截然相反，因为他感受到时势紧张逼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天沐日”，巩固国土，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字里行间。

　　清廷亡后，张建勋的诗作日见名品，比如1918年夏所写的几首诗歌。如《沈翼孙同年自海上来，辱承访谈，盖三十年同谱至交也，手书药方见赠，爰呈两诗用副》，在其二，他写道：“殷勤为我捡马圭，举念全湘拯庶黎。旧治关怀国医亟，粤闽海宇靖鲸鲵。”那时正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前夜，他“国医亟”、“靖鲸鲵”的感叹，是相当具有正义感的。

　　民国之后的张建勋并没有甘为“清朝遗老”，而是对“民国新纪元”怀抱极大的希望，其思想比起束辫守制以及杀身殉清的一些“清朝遗老”们开放多了。他眼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致备受外国的侮辱和侵略，而自己却报国无门、回天无力，只能随遇而安，感世伤怀。他以《宋高祖赵构》为题写有一首七律，借用岳飞被以“莫须有”杀害的典故，讽刺清廷的无能和必将承担骂名的历史后果：“偏安那复念中原，梦死醉生镇日昏。为忌父兄还故国，遂教三字构奇冤。风波亭上悲良将，西子湖边跪佞秦。千载忠奸虽论定，罪魁尚缺铸一尊。”

　　但是，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张建勋的思想却一点儿也不褪色，一边唱酬为乐、书赠自娱乐，一边关心国事、抒情遣兴。在晚年的一首集杜甫句的《津门重晤铁三，招饮三日，话旧感时，扶醉高歌，并书屏幅见贻，集杜奉谢》诗中，他这样写道：“唯有会心侣，才名三十年。欲陈济世策，早觉仲容贤。浩荡长安醉，春华岁月迁。嗜酒益疏放，秉心识本源。操纸终夕酣，明目扫云烟。浩歌弥激烈，保爱金石坚。”他借用杜甫有名的诗句作为集句诗的题材，经过艺术组合，格调健康，令人过目难忘，不愧是他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张建勋不仅能诗能文，还擅长书法。他的书法苍劲有力，不仅为当时的国人所称道，就连日本书法界也大为折服。因为他曾经到过日本考察学务，和日本书法家有过比较密切的切磋交流，结交了一些朋友并保持着纯朴的友谊。在《赠加治耕莘》一诗中，他就写道“东瀛市隐旧书涯，篆法精研铁笔夸。”

　　张建勋1919逝于北京，享年71岁，著有《愉谷诗稿》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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